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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都国际娱乐3:人生最重要的三种能力,不是读书能学来的

发布日期201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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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入学标准、办学体制、以学生为中心、文化内涵等四方面对比了中外教育的差异后,杨福家提出一系列建议:改革高考考试方式和招生办法,高校招生凭高考成绩和高中表现录取;进行大学校长公开招聘的试点,严格学校财务管理、质量控制等制度;进一步建立导师制,适当控制班级人数;大力建设爱国求真、严谨求实、宽容创新的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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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本期刊发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名誉主席孙起孟于三十年代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情况的文章,以期对广大教师有一定的启示。——编者  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至今依然挚爱着教育工作,挚爱着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职业,他就是曾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我国教育界的前辈孙起孟。  成长得益于恩师  具有悠久历史的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其前身是苏州女子师范学校。l991年4月,孙起孟来新苏师范视察,重新回到了他自己生活征途的第一站,看到这所学校在当年的旧址上已经发生了巨变,感慨系之。他深情地说:“你们这所学校是我在三十年代工作、学习过几年的一所学校。在与当时同学共同学习和共同生活中,我获得了对我一生有益的启迪和长进,所以我一直对你们怀着深挚的感情。”  孙起孟中学时就读于离家不远的苏州东吴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虽然附中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一所学校,但这所学校有着一批富有爱国主义情感和强烈反帝意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节操的优秀教师。听孙起孟回忆说,在这批优秀教师中,有一位姜尚愚先生曾经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姜先生常年穿一件竹布长衫,总是那么整洁挺括。他学的专业是数学,不知为什么没有教数学,而是教国文。姜先生上国文课,能非常熟练、非常巧妙地把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听他讲解教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爱我中华的思想感情,同时也逐渐懂得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道理。姜先生遇事认真,一丝不苟。他上课总是在铃响之前就到教室,不论严寒酷暑,不论刮风下雨,几年如一日,从不迟到。他批改全班同学的作业,规定哪天发,准在这天发到同学的手里,而且对每个人的每篇作业看得都非常细致。他的笔致是那么挺秀工整,正如他的形象。孙老说:“我受教于姜老师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但至今不敢怠惰,处理事情也还比较注意时效;追溯根由,这是姜老师给我的终生受用的教益。”  自荐走上教师路  中学毕业后,孙起孟升入东吴大学,侧重于学哲学。当时“毕业即失业”是社会的痼疾顽症。他学的专业更增加了就业的困难。毕业前夕,正在他到处求业之际,知道东吴大学一位教授不想再在她已经应聘的苏女师兼课,孙起孟也顾不得苏女师开设的那些学科自己教得了教不了,就托这位教授举荐自己先去带课,那时他还不到20岁。1930年大学毕业后,孙起孟才正式受聘继续在苏女师执教。  为了谋生,从没有经过师范专业培训的孙起孟初登教坛,对教育事业还不可能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但当他任教之后,就以前辈教师为楷模,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中华振兴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中。他回忆步入教师生涯的情况时说:记得我到苏女师最早教的学科如中国文化史、文字学、西洋文化史等,都是我在大学里从来没有学过的。然而,我没有知难而退(何况无路可退),把全部心思精力投入到备课中去,有时是没日没夜地苦读原著,查考资料,虽说是“现学现卖”,毕竟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备好课的。  孙起孟说:我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教的时间最长的是国文,我在大学里学的主科是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我没有学过教育科学,更谈不到有什么教学经验。但是我有一颗炽热的心,一颗把学生教好的心。我也曾寻思过,我当教师的条件可以说是很差,为什么得到学生们那么大的信任和支持呢?想来想去,我想出了一条,这就是:全心全意地扑在为学生服务的工作上。回想当时的心情,几乎很少考虑这考虑那,想的全是学生需要什么,我便努力去做什么。  朱光熙同志(北京师范大学离休干部)是孙起孟当年的学生。她在向我们介绍半个多世纪前接受孙老师教育的突出感受时说:“孙起孟是教书育人的好老师。在女师三年,孙老师在课上课下潜移默化地使我们懂得了做什么样的人,怎么做人。他无论课上教学、课下辅导,都严谨不苟。讲课干净利落,既无说教也无废话,提问恰当,学生只感到课时太短,从无厌倦之感。尤为难得的是我们的各种课余活动,孙老师总是积极参与,态度认真,既严肃又和蔼,既是老师,又像兄长,半个世纪过去了,学生们仍念念不忘。”  当年的学生、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罗琼和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的吴全衡向我们介绍说,孙老师除课堂教学外,还要求学生在课外多读书报杂志。罗琼、吴全衡在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写信给孙起孟说:“每当我们回忆征途,您五十多年前的教诲,仍然萦回在我们的脑际,是您把我们从死读书、读死书的圈子引向救国救民、追求革命真理的光明道路。”  发散思维灵活教学  教师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孙起孟从不拘泥于旧的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上很有其独到之处。他采用灵活多样、富有实效的教学方法,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指导。孙起孟说:“所谓教学质量,我理解,应当是学生主体作用和教师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和恰当结合。”据罗琼、吴全衡回忆,当年孙老师给她们上课时,无论讲哲学、逻辑学,还是讲西洋文化史,总是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启发她们开动脑筋,鼓励她们独立思考。  再如教国文,孙起孟当时推行这样一种办法,鼓励、帮助学生每人各编一本词典,而且根据应用的需要,还各自编集同义词和反义词等分册。在评审学生国文学科的成绩时,学生自编词典的质量被作为评定成绩的重要依据之一。批改作文一直是令语文教师伤脑筋的事。孙起孟批改作文,不是采用学生作文、教师批改的传统方法,而是同学生一道研究制定一套大家同意的批改符号,由老师先阅读学生的文章,就文中有问题需要修改处打上不同的符号,要求学生自己研究,加以修改或补充。有时也在文末提出一些关于主题思想等方面的问题或意见,跟学生共同探讨。学生考虑修改后再交给教师。对第二次收上来的作文,孙老师看情况作些必要的补充和修润,有时也再打上批改符号再次发还学生,请她们再作处理,直至老师和学生共同定稿为止。这种批改法,可以实实在在地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思想水平,但对教师来说是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的。  孙起孟执教,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并积极为学生创造锻炼能力的机会,为学生提供可以施展才能的场所。  素有天堂美誉的苏州,在解放前其实仅是富人的天堂。女师所在的新桥巷邻近苏州有名的贫民区,那里住着靠苦力为生的“下等人”,或者苏北逃荒来的灾民。他们的孩子,小的任其满地爬,稍懂点事有一点劳动能力的就得和大人一样去承担生活的重负,根本不可能有受教育的机会。孙起孟和苏女师的进步教师在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的启示下,带领师范的“小先生”(师范生)把附近无力入校读书的孩子组织起来,开办平民学校,由“小先生”轮流给孩子们上课,这一做法给师范生提供了实践教学的场所,又使贫民苦力的子弟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由于为社会办了好事,学校与周围老住户的关系一直很好。  孙起孟执教还十分注意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从掌握知识的能力上提高学生的素质。他除了必修课外,还给学生安排选修课。1932年,他为学生开设了《论理学》(《逻辑学》旧称)课。在他制订的教学大纲中写道:“所以设此选科者,因为学生不论研究何种学问,正确思考之法则实有详悉之必要。由于论理学之训练,学生或可望在消极方面矫正思辨上不良之习惯,在积极方面增加治学之效能。”  孙起孟在苏州女子师范任教期间,担任的科目是多样的。有中西方文化史、论理学、国学概论、历史、国文等。他治学态度极为严谨,对哲学、中西方文化史、文艺理论等学科都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和探索。在1933年5月的苏女师《校刊》,曾登载了一篇孙起孟为自己编著的《哲学概论》写的《自序》。他针对当时某些所谓名家宣称哲学早就可以“寿终正寝”,社会上出现正视哲学的人愈来愈少的倾向,阐述了学习哲学的深远意义。他说:“吾并不想为哲学怎样地捧场,但哲学能激起人的智慧之火,这是不可忽视的。”他又说:“吾以为智慧之真正活水源头只是怀疑而非他。只有在怀疑之火燃烧的时候,人才寻思分辨。要是人家所讲的尽已探得宇宙之秘,则吾们除做白痴外,实无一事可为。”作此文时,孙起孟还只是一位二十余岁的青年,文章的字里行间,既有对学术问题的探讨,也不乏对旧观念、旧传统的针砭。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全国同胞同仇敌忾,美丽平静的苏州也沸腾起来。苏女师向以历史悠久、学风“驯良”闻名于江苏教育界。学生虽被闭锁在高墙深院里,每两周才能出校门一次,但此时她们也按捺不住了。在孙起孟和其他进步、爱国的教师指引下,学生鼓起勇气,冲出校门,手拿小旗,身背竹简,走向街头,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向群众募款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校内,有40多名热血女学生自动组成了“救国团”,每天晨光朦胧的时候在操场上进行军事训练,学习救护,准备杀敌的本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40多名学生的行为是被视为“危险的行为”的。可是,孙起孟天天早晨冒着刺骨的寒风,和学生们一起走向操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学生,鼓励学生。  后来,苏女师的好多位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当这些青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时,不论她们在校还是离校以后,孙起孟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她们予以保护;当她们行将失业的时候,孙起孟总是想方设法为她们介绍职业,帮助她们参加革命队伍。正像受到过孙老保护的学生们所说的那样: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处处凝聚着孙老师的心血。  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来表述孙起孟和学生们的关系,并不过分。他对学生的学习指导,除掉课堂教学和集体讨论以外,还着重采取个别交谈的形式,深入了解各个学生学习中以及与学习有关的种种问题,进行学习方面和思想方面的个别辅导。谈心的机会多了,对各个学生情况的了解也就比较具体和全面,同时学生们也增进了对他的了解和信任。晨操、旅游、运动、演说、竞赛、文娱活动、学生运动等,他都和学生一起参加,成为她们中间的一员。假期来临,有些学生留校温习功课或者准备升学,他照样给她们帮助、辅导。他还利用休假的时间到学生家里进行访问或者应邀作客,深入了解情况,千方百计地把学生家庭的积极因素调动、组织到学校的工作中来。后来他在上海创办比乐中学的时候,仍坚持这种主张并且付诸实践。  人们往往把教师比作蜡烛,照亮别人毁灭了自己。孙起孟多年教师生涯的感受却并不如此。学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后,还念念不忘他的教诲。然而,孙起孟却把这珍贵的教育成果和贡献视为“教学相长”的产物。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认定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我是她们忠诚的引航员,逐渐确立了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依靠学生的指导思想。我和学生的年龄相差无几,远不如当时其他一些老师那样年高德劭。学生后来告诉我,她们是经过周密的考查才对我这个新教师寄以信任的。群众的信任、青年的向往,是一种难以估计的巨大力量。依靠它、组织它、运用它、发展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这是我这样一个从未经过专业培训又无实际经验的教师能够逐步做好教学工作的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孙起孟的经历中,像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那样全身心地直接从事为青年一代服务的教育工作,为时是短暂的,即使这样,他仍不愧为一位优秀的、称职的好园丁。因为革命事业的需要,孙起孟没能再返回教育园地进行耕耘,但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关注,与半个多世纪前一样,依然是那么深挚和执着。他多次反复地这样说过:“如果给我以择业的机会,我提出的第一志愿是当教师。此志不渝,终身以之。”(中华职业教育社 徐永禄 辛浚)  图片说明:孙起孟在视察民建会员捐建的大同希望学校  《中国教育报》2006年8月21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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